在二审稿中，有关生物信息提取的条文进行了大幅度修改：首先，对信息提取对象进行了明确区分，规定若“提取或者采集被侵害人的信息或者样本，应当征得被侵害人同意”。此外，增加了“确为办理案件所必需的”作为提取生物样本的前提条件，这一点似乎是为了尽可能符合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对于敏感个人信息收集时的严格要求。但“确为办理案件所必需”同样相当宽泛，具体实施时也很容易就可获得满足，并不会起到明显拘束公安机关的作用；再次、也是更重要的，本条仍旧规定采集生物信息的批准层级是“公安机关办案部门负责人”，这一点在一审稿中就被诟病，在二审稿中也未被重视。
前一段时间我们就遇到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，犯罪分子非常贪婪，先看到手机里面的余额不多，就唆使孩子用外婆的手机去注册一个借贷平台，借贷平台是需要老年人刷脸进行人脸识别的，他就唆使孩子去骗老人，因为有学习的需求需要注册，老年人对此不敏感，真的就打算去刷脸注册了，还好老人想了一下，打电话给孩子的父母确认，一听要刷脸，孩子的父母觉得不对劲，赶紧赶回祖辈家，在关键时刻把刷脸注册借贷平台的事阻止了。
“我深信，青年是社会进步的动力，而创新是青年展现活力的舞台。”薛子翰是一名在大陆学习生活10余年的台湾青年。如今，他一方面积极搭建两岸青年互动的桥梁，致力于推动两岸交流活动；另一方面，在安徽六安的大别山地区，开展中医药文化推广。“在乡村，我看到了潜力，也看到了希望。”薛子翰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，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医药的价值，同时也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。
